自由意志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從社會保障、聯邦支出到全球化的核心戰場

以下為依您指引，以繁體中文改寫後的新聞稿內文（不含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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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本文聚焦「自由意志主義（리버테리언리즘）」與「古典自由主義」，並延伸至「社會保障制度」、「聯邦財政」、「全球化與貿易」等議題，透過數據與專家觀點解析當前經濟與政治辯論的核心分歧。關鍵詞包含：自由意志主義、古典自由主義、社會保障制度、聯邦支出、全球化、自由貿易、美國衰退論。

自由意志主義常被簡化為「無政府主義」或「全面反國家」，但實際光譜遠比大眾印象更為多樣。根據美國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旗下「默卡托斯中心」（Mercatus Center）研究員 Veronique de Rugy（以下稱「德魯吉」）的分析，自由意志主義內部存在從「承認國家必要性」到「極端最小國家」的多種立場，需要區分主流觀點與極少數的徹底廢國派，而不能一概而論。

德魯吉所談的「古典自由主義」，承認「國家」在徵稅、維持法治與治安方面具有必要性，但強調國家應維持在「最小國家」的規模：一方面需要「可預測性」與「責任性」，另一方面則要盡可能減少干預，讓「個人自由」成為制度設計的核心。「評論」也就是說，在這一脈絡中，「國家」更像是保障契約、財產與交易秩序的最低限度框架，而非全面規劃與管理經濟與社會的主角。

在這樣的背景下，「自由意志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雖然同樣強調「個人自由」與「小政府」，但對於「國家介入可被允許到何種程度」卻存在明顯分歧。德魯吉指出，把自由意志主義貼上「要廢除一切國家功能的急進理論」標籤，是對這一思想傳統的誤讀，也忽略了其內部豐富的政策討論。

德魯吉特別點名「美國社會保障制度（Social Security）」是當前最具爭議、也最迫切需要檢視的領域之一。她強調，現行社會保障制度本質上建立在「跨世代移轉」的安排之上──現役勞動者繳納的稅款，直接用來支付既有退休世代的給付。隨著人口結構老化與受益人口增加，這種模式使得「年輕世代承擔愈來愈重的負擔」，形成制度性「世代不公平」。

不過，德魯吉並不主張「直接廢除」社會保障制度，而是訴求對其進行「激進重構」，目標是提升「可持續性」與「效果」。在她看來，若希望這套制度能長期存續，就必須重新設計財務架構，讓收支在中長期內可以自我支撐，而不是依賴不斷累積的隱性債務。「評論」換言之，真正激進的選項，反而是在什麼都不改、讓年輕世代承擔最終成本。

目前美國國內討論亦聚焦於此：在信託基金未來可能耗盡的壓力下，如何在「世代公平」與「長期財源」之間取得平衡，成為政治與政策辯論的核心。德魯吉警告，如果對現行架構不做任何調整，實際上就是對未來納稅人做出最嚴苛、卻被隱藏起來的決定。

在財政政策方面，德魯吉也刻意與單純的「減稅擁護者」保持距離。她支持「小政府」，但認為如果不壓縮「聯邦支出」，只是一味推動「減稅」，最終只會透過「赤字與債務」來填補差額，遲早以其他形式回到民眾身上。

德魯吉援引自己在美國自由主義智庫「凱託研究所」（Cato Institute）任職時期的數據進行對比：當時美國聯邦政府年度支出約為 1.8 兆美元（約新台幣 2,610 兆元），如今已膨脹至約 7 兆美元（約新台幣 1 兆 150 兆元等級）。在數十年間，隨著新福利計畫與各類支出承諾一再累積，「政府財政的基本盤」已被大幅做大，而非僅是景氣循環下的暫時擴張。

在她看來，「健全財政」必須把「減稅」與「支出改革」視為一組搭配的政策工具。若只談降稅、不碰支出，壓力終將在未來顯現為「提高稅負」、「通膨」或「經濟成長放緩」。這種做法既不是負責任的自由主義，也很難長期維持社會信任。

另一個德魯吉持續關注的焦點，是「全球化」與「貿易」的認知轉變。她觀察到，近年美國政界與輿論從過去較多的「正和」（positive sum）思維，快速滑向「零和」（zero sum）框架──移民被視為「搶走本國就業」、國際貿易被視為「讓國內產業吃虧」，政策討論愈來愈建基於「你贏我就輸」的前提上。

這與經濟學長期倡導的核心觀點──「自願交換可以讓雙方同時受益」──形成強烈反差。德魯吉認為，反貿易情緒、保護主義升溫以及移民管制趨嚴，背後其實共享同一心理基礎：「若我想獲利，就必須有人承受損失」。

這種心態轉換並非只是一種情緒變化，而是實際影響各國的通商政策、全球供應鏈布局，以及對多邊貿易體制的政治支持度。結果，就是在制度與政策層面對「全球化的速度與方向」產生逆風壓力，讓過去數十年建立的開放架構面臨重新洗牌。

德魯吉特別將目光拉回到 1990 年代末至 2000 年代初期的「支持自由貿易的全球化」階段。根據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統計數據，那一時期在關稅下調與自由貿易協定（FTA）擴張的同時，全球極端貧困人口比例出現歷史上最為陡峭的下降趨勢。

她認為，這段經驗具體顯示「貿易與開放」如何實際翻轉數以億計人口的生活條件。雖然全球化確實對部分產業與勞工帶來短期衝擊，但從長期來看，開放市場促進了新興國家成長、技術擴散與商品價格下行，整體上提高了全球福祉水平。

然而，在當前政治語境中，「全球化的成本與風險」被放大，「全球化帶來的成就」卻往往被忽視。德魯吉主張，必須重新回顧歷史數據，以較少情緒化的方式，重新評估今日的貿易與通商政策。「評論」對於依賴出口、科技與跨境資本流動的經濟體而言，這樣的再評估尤為重要。

面對美國國內屢次浮現的「衰退論」敘事，德魯吉則持相對反對的立場。儘管民眾普遍感到「實質所得停滯」、「生活成本上升」、「製造業工作減少」，並傾向認為「日子不如從前」，她指出，多項福利指標、貧窮率與生活水準相關統計顯示，美國從長期趨勢來看仍在改善軌道之上。

貧困率相較過去有所下降，醫療、教育與科技的可近性提高，生活品質在多個維度呈現進步。德魯吉強調，承認現實中的問題與不平等並不等同於宣告「全面衰敗」，把整體經驗簡化為「走下坡」是一種過度敘事。「危機故事」一旦被政治與媒體放大，容易催生情緒化的保護主義與短期民粹政策，反而損害長期增長基礎。

在她看來，面對這類衰退敘事時，更需要的是「以數據為基礎的冷靜分析」，而非單純順從集體焦慮。

回到思想層面，德魯吉最後再度回應大眾對「自由意志主義」的普遍誤解。她指出，這一思想傳統內部其實涵蓋從極小國家論者，到承認一定程度國家職能的「古典自由主義」者，並非鐵板一塊。兩者共同的核心是「個人自由」、「市場競爭」與「有限政府權力」，但在「國家能介入到什麼程度」、「社會安全網應否存在及如何設計」、「監管應基於何種原則」等具體政策問題上，存在眾多不同解讀與激烈內部辯論。

德魯吉主張，真正理解自由意志主義，必須把它視為一套「多元而具內部爭辯」的思想，而非一個脫離現實的單一極端標籤。觀察其在「財政」、「福利」、「貿易」、「移民」等具體政策議題中，如何試圖在「自由」、「責任」與「國家角色」之間尋找平衡，才有助於理解這套理念對美國政治乃至全球經濟秩序的潛在影響。

「評論」在加密貨幣與去中心化金融的討論中，自由意志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的思想常被引用，從監管尺度、貨幣主權到市場開放程度皆深受其影響。理解上述關於「國家角色」、「財政可持續性」與「全球化」的爭論，也有助於讀者更全面掌握未來數位資產政策與監管路徑可能出現的分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