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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Bloomberg 的報導，於 15 日（當地時間），美國矽谷知名科技投資人、阿爾提米特資本（Altimeter Capital）創辦人「布拉德·格斯特納」（Brad Gerstner）直指「精英階層的『*偽善*』與*責任逃避*，正在徹底侵蝕大眾對整個制度的信任」。他以「愛潑斯坦事件」相關調查不透明、媒體「選擇性報導」為例，認為制度性*不信任*正在被結構化、固化。同時，他也警告，*人工智慧(AI)* 的崛起正重新定價*軟體與SaaS(軟體即服務)*產業，高價SaaS模式正面臨被「*客製化(特製)* + *AI 解決方案*」取代的結構性轉折。
根據公開資訊，格斯特納是矽谷科技投資機構阿爾提米特資本的創辦人兼執行長，目前管理資產規模超過150億美元（約21兆6,975億韓元）。他過去曾在創投機構「General Catalyst」擔任早期投資人，並共同創辦三家搜尋新創公司，其中一家在2012年被谷歌收購。阿爾提米特資本則因主導雲端資料平台「Snowflake」上市，以及早期投資 MongoDB、Zillow 等案例而受到矚目。
格斯特納將「愛潑斯坦死亡事件」以及相關權勢人物幾乎未被追究實質刑事責任，視為「*制度信任崩壞*」的象徵。他批評，這類事件正是「為什麼人們再也不相信制度、不相信手握權力的精英，甚至覺得這一切都是*垃圾*」的核心原因。口頭上高舉「法治、公平」，實際上卻對權力核心人物的行為缺乏嚴謹調查與起訴，讓法治變成只對部分人適用的口號。
他特別質疑，圍繞愛潑斯坦死亡的各種疑點始終未能釐清，相關人士的起訴幾乎付之闕如，令人懷疑「針對強大權力集團的調查，是否從一開始就沒有真正啟動」。*評論*：這種「*責任真空*」若一再重演，大眾在觀感上只會更堅信「司法、政治、媒體」彼此互為保護網，形成一個排他的權力「*卡特爾*」，這對任何民主社會而言都是系統性風險。
格斯特納進一步點名「*精英偽善*」是破壞信任的關鍵。他指出，「*行為最惡劣的那群人，往往站在最前面替他人上道德課*」，當公共形象與私下行為嚴重脫節，就會從根基侵蝕整個體制的正當性。這些人一方面高談「責任、倫理、包容」，另一方面卻又將法律與道德標準對自己「鬆綁」，讓規則變成服務權力者的工具，而不是約束權力的機制。
在他看來，這種行為模式並非個別現象，而是遍布政治圈、大企業、基金會與學術界的「文化問題」——越接近權力核心，就越傾向把自己放在規則之外。這種文化也反映在監管機構對大型金融機構與科技巨頭的處理方式、政治人物的利益衝突，以及透過慈善或捐贈進行「形象洗白」上，引發大眾的強烈*犬儒與不信任*。
格斯特納同時將矛頭指向*媒體機構*，特別點名《紐約時報》。他指出，主流媒體在報導矽谷與愛潑斯坦之間的人脈網路時，刻意忽略真正扮演關鍵連結角色的核心人物。他舉例表示，「如果你要寫矽谷與愛潑斯坦的關係，應該從『*是誰把愛潑斯坦介紹給彼得·泰爾(Peter Thiel)*』開始寫」，但這類重要線索往往在報導中被*消失*，等於「把故事的*根拔掉*」。
他還提到，「*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曾經主辦那場著名的晚宴*」這一細節，也經常在相關報導中被弱化或略過不提。在他看來，媒體正主動縮小、淡化矽谷核心人物與愛潑斯坦之間的圈子，這種「*選擇性忽視*」只會加深讀者對媒體的懷疑——讓人覺得「*媒體也是權力的一部分*」，而非監督者。*評論*：當媒體未能對所有權力採取同一套標準時，制度與規範便難以取得大眾信任，「*第四權*」的公信力也會同步下滑。
在談完制度與媒體問題後，格斯特納將焦點轉回金融市場。他指出，近期*軟體與數據股*經歷了劇烈重估，就在某一個星期二的一個交易日內，標普500指數成分股中，與*軟體、數據*相關公司合計蒸發的市值就達3,000億美元（約434兆韓元）。在他看來，這不是單一個股利空，而是投資人正在集體「*重新定價*」軟體產業的中長期結構。
在這一波重估中，*SaaS(軟體即服務)*成為首當其衝的板塊。格斯特納表示，市場越來越相信「*軟體將朝向更高比例的客戶客製化(特製、Bespoke)開發與營運*」，這對過去依賴高度標準化訂閱制、享有高毛利與可預期現金流的SaaS企業構成直接挑戰。隨著大型企業自研能力提升、*AI 開發工具*普及，「*內部客製系統 + AI*」逐漸成為可行替代方案，投資人也開始在估值上反映這種結構風險。
格斯特納強調，目前許多軟體與SaaS股價回調的主因，並非「當下營收下滑」，而是市場對「*未來現金流持續性的信心下降*」。他直言，「這些股價下跌，不是因為收入已經掉下來，而是因為我們在折價處理『*未來的不確定性*』」。沒有人能確定AI改變軟體產業結構的速度與方向，於是投資人開始下修對未來5至7年現金流的「可信度」。
他舉例，過去體質優良的軟體公司估值，常以「*自由現金流(Free Cash Flow)的30倍*」計價，如今許多已跌至「*15倍*」附近。表面看來，這些企業的生意本身並未劇變，但市場已不再相信「*七年後仍能維持今日的獲利結構*」，願意支付的估值倍數因此腰斬。格斯特納表示，「我們真的不知道七年後會發生什麼」，AI帶來的是一場「*範式轉移*」，迫使投資人從根本上修正對整個產業的假設。
對於市場上流傳的「*SaaS 已死*」說法，他則保持保留。格斯特納認為，「並不是所有 SaaS 都面臨存在性威脅」，但他同時提醒，「*凡是價格極高的 SaaS，本身就成為被『更便宜、更多客製化替代品』拔掉的明顯標靶*」。對企業客戶而言，與其長期支付高額訂閱與使用費，不如結合AI與低成本開發工具，自行搭建功能相近的內部系統，這種情境正在從假設走向實務。
他指出，目前SaaS面對的壓力，已不再只是景氣循環，而是「*價格結構與價值認知的重新調整*」。過去，只要掛上「*雲端轉型、自動化*」敘事，就能為高價收費找到理由，如今客戶開始認真比較：「*繼續沿用現成SaaS好，還是基於我們既有技術棧，自建一層輕量客製解決方案更划算？*」在這樣的環境下，每一家SaaS企業都必須重新證明，其所提供的核心價值究竟「*有多難被取代*」。
格斯特納以「*技術堆疊(layer)*」來描述AI時代的風險結構。他認為，許多現有SaaS公司所在的「那一層」，未來可能被推向較底層的「*基礎設施*」，而真正的價值增長會發生在其上方新出現的「*AI Layer*」。他警告，「*對 SaaS 公司而言，最大的風險是自己變成技術棧中『過時的一層』*」，而新的價值將由「*AI 應用層*」攫取。
在這個場景中，既有SaaS或許仍然是承載資料與工作流程的基本框架，但實際影響使用者體驗、決策品質與自動化價值的，將是*AI 智能代理、垂直領域專用模型、以及客製化編排(Orchestration)層*。屆時，資本就會重新思考：「*要把錢放在哪一層，報酬才最高？*」而傳統SaaS享有的高估值倍數，則可能面臨結構性下修。格斯特納認為，若要在AI時代不只存活、且維持成長動能，SaaS公司必須主動「*把自己整合進新的AI層*」，甚至「*親自打造那一層*」，而不是被動等待價值被稀釋。
在格斯特納的視角中，「*對精英與制度的信任崩潰*」與「*AI 觸發的軟體與SaaS估值重組*」並非兩條平行線。前者揭示了舊有權力結構在面對道德與責任時的「*逃避與失靈*」，後者則暴露出傳統商業模式在面對技術變革時的「*遲鈍與僵化*」。無論是政治與金融精英拒絕承擔責任，還是高價SaaS無法回應AI時代的成本與效率要求，最終結果都是「*失去市場與大眾的信任*」。
他呼籲，無論是投資人、創業者，還是政策制定者，都必須冷靜檢視：「*權力與技術究竟正堆積在哪些地方？這個過程是否透明、負責？*」在他看來，只有在「*責任清晰*」與「*技術適應力強*」的前提下，新的制度與商業模式才能在AI時代重新贏回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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