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準備銀行RBA打造新通貨政策框架：澳幣匯率脫鉤、2~3%彈性物價目標與需求導向準備金成全球實驗室

根據澳洲經濟 전문媒體報導，前「澳洲準備銀行（RBA）」通貨政策專家 Lawrence Bristow 近日系統性梳理「澳洲通貨政策框架」的最新變化，重點聚焦在「澳幣匯率與基本面脫鉤」、「2~3%『彈性物價目標制』」、「由『稀缺準備金』轉向『需求導向準備金』」三大軸線，說明這些設計如何重塑澳洲的政策操作與金融市場結構。Bristow 強調，「全球金融危機（GFC）」期間沒有實施大規模「量化寬鬆（QE）」的獨特經驗，深刻影響了澳洲當前的「通貨政策框架」與市場基礎設計。

Bristow 首先點出，「澳幣目前的匯價已大幅偏離以『經濟基本面』推算的均衡水準」。一般而言，貨幣價值可以由「經濟成長率、貿易收支、利率差」等「宏觀指標」大致解釋，但現階段澳幣走勢已難以用這些數據合理詮釋。他將此現象視為典型的「匯率 misalignment（不一致／偏離）」，不只會侵蝕「貿易收支」與「出口競爭力」，還可能刺激「投機性交易」，進一步放大「外匯市場波動」。他提醒，「投資人」與「政策當局」都必須持續追蹤澳幣相對「經濟基本面」偏離的幅度與方向，因為這將深刻影響「國際收支、企業定價與避險策略」。

在「通貨政策核心錨定變數」方面，澳洲準備銀行長期採用「2~3% 的消費者物價上漲率目標」，但與部分國家「單一數字目標」不同，RBA 採行的是「彈性通膨目標制」。Bristow 說明，RBA 的設定並非僵化地維持在某一點，而是允許物價在「2~3% 區間」內波動，並在經濟景氣出現衝擊時，容忍物價短期偏離目標範圍，只要「中期能回到這一區間」即可。這種設計讓決策者可以同時兼顧「成長、就業與金融穩定」，成為「官方利率決策」及未來路徑前瞻指引的基準。

另一個重要特徵，是 RBA 在制度上將「流動性供給窗口」與「監理功能」明確切割。澳洲設有一個常設的「隔夜融資常備工具（Overnight Standing Facility）」以及在金融壓力情況下啟動的「例外性流動性支援機制」，但兩者皆與負責「銀行健全性審查」的監理部門分離。Bristow 指出，傳統上「向中央銀行借款」常被市場貼上「問題機構」標籤，產生所謂「汙名效應」。澳洲的制度設計刻意降低這種「汙名」，將「短期資金需求」與「監理風險」拆開，使銀行可以更坦然使用「流動性支援工具」，避免在壓力環境下因「形象顧慮」而拒絕尋求必要資金。

Bristow 認為，「澳洲通貨政策框架」深受「全球金融危機時期的特殊經驗」塑造。GFC 期間，澳洲並未從官方定義上陷入「經濟衰退」，也不像「美國聯準會（Fed）」那樣大規模啟動「量化寬鬆（QE）」。他指出，正因為當時成功避開嚴重衰退，澳洲對於「非常規政策工具」的態度相對謹慎，這使得 RBA 在後續體系演化上走出不同路徑。從外界觀點看，澳洲提供了一種「在危機情況下不過度依賴資產購買」的「替代性通貨政策模式」，對其他央行具有「實驗室」性質的參考價值。

在「準備金制度」方面，近年 RBA 推動的最大結構性調整，就是從傳統的「稀缺準備金體制」切換到「需求導向準備金體制」。在舊模式下，中央銀行對「體系內準備金供給量」進行相當嚴格的控制，藉此引導「貨幣市場利率」。但隨著「固定利率貸款到期」等因素導致系統整體準備金預期快速下降，RBA 主動改採「以銀行需求為主」的新體制，允許金融機構按自身資金管理需求持有較多準備金。Bristow 將此評價為「對經濟結構變化的前瞻性調整」，並認為 RBA 在這條路徑上「可能是全球走在最前面的央行」。

在「需求導向體系」下，央行必須更「靈活」管理自身「資產負債表」，且需要更精細地設計「超額準備金利息支付機制、抵押品規範與各類流動性工具」。這不只是「技術細節微調」，更被視為預示未來「全球央行營運模式方向」的重要實驗。新體系的核心邏輯是：「價格由央行決定，數量由商業銀行決定」。也就是說，RBA 透過「準備金利率」與「常設貸款窗口利率」設定「資金價格」與「短期政策利率上限」，銀行則根據這一價格水準，自主選擇持有多少準備金。依 Bristow 分析，這種制度自然在「貨幣市場利率」上方形成一個「天花板（ceiling）」，抑制「短期利率暴衝」。與過去以「直接控管準備金總量」為主的方式相比，現在更多是透過「利率訊號」讓市場自行調整「流動性配置」。

在「公開市場操作（OMO）」節奏上，澳洲也採取相當獨特的安排。RBA 通常只在「每週一次、週三」進行主要市場操作，與許多「幾乎每日調節流動性」的央行相比顯得相當「鬆」，難免造成「短期貨幣市場利率」出現一定程度的波動。Bristow 認為，這種安排與「弱化流動性窗口汙名」的制度設計是相互配合：市場參與者不再依賴央行每日細緻介入，而是被迫強化自身「流動性管理能力」，並在必要時「主動使用常設工具」。RBA 的策略，是讓「常設流動性工具」成為「日常營運的一部分」，而非「危機中的最後手段」。Bristow 特別指出，「RBA 希望銀行『定期、正常地』使用這些設施」，藉此改變外界把「央行貸款」等同「流動性危機或資產品質惡化訊號」的傳統觀感，減少在壓力環境下因「擔心被貼標籤」而延誤取得資金的風險。

Bristow 進一步強調，澳洲目前採行的是典型的「『天花板（ceiling）系統』+『豐富流動性』」組合。在這一架構下，央行向體系供給「充裕準備金」，並將「常設貸款窗口利率」設定為「貨幣市場利率上限的事實基準」。他解釋，「天花板系統內含潛在的『高流動性環境』，而銀行把使用該窗口視為『一般商業運作』的一部分」。也就是說，銀行在出現「短期資金缺口」時，無需顧慮過多形象問題即可向央行融資，使「日內與週度現金流管理」更為平滑。這種「高流動性＋低汙名」的搭配，不僅降低「單一銀行的流動性風險」，也緩解「系統性利率飆升與資金緊縮」的可能性。

從制度設計上看，「地板（floor）系統」與「天花板（ceiling）系統」在「央行資產負債表規模、超額準備金水位與市場利率波動度」上會產生截然不同效果，未來各國在重新設計自身框架時，勢必會以澳洲經驗作為重要對照。Bristow 認為，「澳幣與基本面的脫鉤、2~3% 彈性物價目標、以及需求導向準備金體系」構成的 RBA 模型，遠非單純的「國別特例」，而是「未來全球央行如何組合『流動性供給』與『利率控制』，以及在危機情況下對『非常規政策』依賴程度」的重要試驗平台。對「關注全球通貨政策路徑」的市場參與者而言，持續追蹤「澳洲案例」的演化，可能是理解下一階段「全球利率與流動性格局」的關鍵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