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森警告年底通膨恐達 4%：關稅與反移民政策推升物價、青年失業成結構性傷痕

根據韓國經濟媒體於 18 日（當地時間）的專訪報導，皮德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所長亞當·波森（Adam Posen）指出，今年底以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計算的「通膨」率，出現約 4% 水準的可能性相當「現實」。他強調，這並非短期反彈，而是經濟結構重組與政策環境交織下，物價「方向性已偏向上行」，並點名「關稅」與「反移民政策」正形成遞延且沈重的通膨壓力，同時，疫情後的勞動市場「錯配」正在推高中「青年失業」與特定族群失業率。

在談到通膨前景時，波森表示，未來 1～2 年的物價走勢，首先取決於勞動市場究竟「多緊俏」或「多鬆動」，這是任何通膨預測的基礎前提。其上再疊加「供應鏈」干擾、「地緣政治」風險與「薪資談判」結構，才形塑出實際的通膨路徑。以當前趨勢來看，他認為物價壓力非但未真正消退，反而有「持續累積」的跡象。

評論：波森將「結構性因素」置於短期數據之上，意味著即便景氣數據出現局部放緩，也難以迅速壓低物價增速，這與部分市場對「快速回落到 2% 通膨」的期待形成落差。

在政策面上，波森特別點名「關稅」與「反移民」措施已成為新一輪通膨壓力的關鍵來源。他指出，這類政策對物價的影響並不會立刻反映在數據上，通常必須經過約一年的「時滯」，才會在企業成本與最終售價中顯性化。他直言，期待這些措施「立即推升通膨」本身就是對政策傳導機制的誤解，因為企業初期往往會透過壓縮毛利率來吸收部分成本，但隨著壓力累積，價格轉嫁終究難以避免。

具體而言，「關稅」直接提高進口成本，企業短期雖可能以降低利潤因應，但長期勢必反映在產品售價上；而「反移民政策」則同時限制低薪勞工與熟練移民勞動力的流入，導致部分產業面臨「人力短缺」與「薪資上漲」雙重壓力。波森強調，由此產生的「通膨」壓力「已在進行中」，未來一年其效果將更為明顯。

波森亦提到，在高度「不確定性」之下，企業對於「難以逆轉的決策」會格外謹慎。例如工廠遷移、資本支出、全球供應鏈重組等決策，通常要等政策方向相對明朗後才會啟動，這種觀望行為延後了政策對「實體經濟」與「物價」的最終影響。只要「關稅」與「反移民」的政策基調不變，通膨壓力就會呈現「緩慢但穩定」的上升結構。

在勞動市場方面，波森提醒，僅憑部分就業數據就認為「勞動需求急凍」過於武斷。他認為，目前表面上的「失業率」上升與職缺填補困難，更多是源自勞動市場的「錯配（mismatch）」，而非單純的景氣惡化。所謂錯配，是指企業與求職者在「職務內容」、「條件期待」及「地理位置」上的結構性不一致。疫情後，「遠距產業」、「數位服務」以及特定製造與物流領域的用工需求增加，但原本集中於傳統服務業或部分公部門的勞工並未完全轉移至這些新興或成長中的領域。

由於技能門檻、工作環境、薪資架構與工時安排等條件不匹配，勞動市場出現「職位空缺增加」與「失業率同時偏高」的矛盾現象。波森將「非裔美國人失業率」攀升，也納入這一結構性脈絡之中。他認為，特定類型的「政府支出」縮減與重組，對非裔勞工高度集中的產業造成相對較大的衝擊，顯示這並非全面性的「景氣衰退」，而是「公共與社會服務」及特定專案預算調整，直接打擊了某些族群的就業。

波森特別關注的是「青年失業」的變化，尤其是「大學年齡層」前後的年輕族群。他指出，自 2023 年以來，這一族群的失業率並非劇烈飆升，而是呈現「緩步、持續」走高的趨勢，這樣的走勢更值得警惕。與典型景氣循環中出現的短期波動不同，這可能反映的是「勞動市場結構」正在出現深層轉變。

他將這一現象與疫情後的「聘僱與再配對（rematching）」過程連結起來。疫情期間，實習、現場訓練與初階職位招聘大幅縮水，使年輕人進入「第一份正式工作」的管道被切斷，這段空白至今仍未完全修復。企業在「遠距工作」擴散、「自動化」投資與「成本壓力」之下，傾向只用「少量但熟練」人力，減少以往大量招募「菜鳥員工、長期培養」的模式。

這一轉變對「專長不完全吻合」或「學用落差明顯」的年輕人尤其不利。過去企業樂於以內部培訓方式提升新人的能力，如今卻更偏好「可立即上線」的勞動力，進一步加劇了勞動市場的「錯配」。波森強調，這波「青年失業」的上行，不應被視為單純景氣不振的附產品，而是疫情後「勞動市場重組」所留下的結構性傷痕。

綜觀波森的分析，「時滯」與「不確定性」是貫穿通膨與就業問題的兩個核心概念。無論是「關稅」、「反移民政策」還是「政府支出結構」調整，其效果往往在實施一段時間後才會集中反映在「就業」與「物價」數據上。企業與家庭多半在政策方向相對明確後，才會做出涉及「投資」、「用工」與「消費」的關鍵決策，這使得整體經濟對政策的反應出現明顯遲滯。

他補充指出，企業的「資本支出」、「人力再配置」以及「產能搬遷」屬於一旦做出就很難回頭的選項，因此往往會等到政策不確定性趨緩、甚至可預測性提升時才會啟動，結果就是整體經濟變得「反應慢半拍」。這也解釋了為何從「決策落地」到「通膨」、「失業」、「薪資」等指標完全反映，往往需要一年以上時間。

評論：在波森的框架中，「通膨」、「青年失業」與「勞動市場錯配」並非孤立議題，而是疫情後結構重整、貿易與移民政策轉向，以及財政支出再分配交織的結果。對決策者而言，單靠「利率」工具恐怕難以處理這種結構性壓力，如何在「關稅」、「移民政策」、「教育與職訓」以及「針對性財政支出」之間取得平衡，將成為未來幾年的政策主戰場。

總結來看，波森提醒市場與政策當局，年底約 4% 的「通膨」風險不能忽視，但真正值得關注的，還有「青年失業」與「非裔美國人就業」惡化、「勞動市場錯配」加劇等深層訊號。這些現象反映的，是疫情後全球經濟正進入一個「通膨仍偏高、結構調整未完成」的新階段，也意味著未來的政策組合，將遠比單純調整利率複雜得多。